逻辑学家汪奠基
作者/来源: 刘培育 发表: 2010-10-17 17:02:32 浏览: 13085 次
汪奠基先生享年80岁，在高等院校从事管理和教学工作30年，开过20多门课，也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是位杰出的教育家。同时，他在哲学、逻辑学、科学方法、数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思想史等多个领域里都有重要创获，对诗词、绘画、书法、篆刻等也有深厚的功底。我认为，汪奠基在学术上贡献最大的领域是逻辑学，所以，本文重点介绍作为逻辑学家的汪奠基。
汪奠基在逻辑领域里主要研究了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西洋逻辑史和中国逻辑史，成果最多的学科是现代逻辑和中国逻辑史。
一
1927年，27岁的汪奠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逻辑与数学逻辑论》一书，这是中国学者出版的第一本现代逻辑著作。
当时，数理逻辑还是一门很新的学问，国内学者懂得数理逻辑的人很少很少。汪奠基为什么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呢？
汪奠基青年时代是受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术讲演的影响，对数理抽象思维产生了很浓的兴趣。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选修了数学和逻辑。1920～1924年，他在法国巴黎大学和里昂中法大学又系统地学习了高等数学、哲学与科学、数理逻辑等课程。他的老师雷诺韦尔是当时法国知名的数理逻辑学家。《逻辑和数理逻辑论》是汪奠基1924年夏为巴黎大学研究班毕业写的长篇论文。1925年5月，汪奠基回到祖国以后，深感国内数理逻辑薄弱，他就一边在几所大学里讲授逻辑，一边抓紧时间修改《逻辑与数理逻辑论》，并翻成中文出版了。
《逻辑与数理逻辑论》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用极为简明的历史叙述方法阐明了传统逻辑的历史发展，依据亚里士多德的精神说明传统逻辑的基本方法；第二部分介绍了罗素的命题演算、类演算和关系演算的基本内容，阐述了数理逻辑产生的原因。具体地说，汪奠基指出了传统逻辑的局限性，比如使用含混有歧义的自然语言，无法对命题和推理作出精细的分析，不能把一些正确推理形式包括进来，因此无法胜任全面而透彻研究推理的任务。而要想突破传统逻辑的局限，对命题和推理作出透彻的科学分析和阐述，就需要制定人工语言深入研究命题的联结词和量词，准确了解多种命题的推理规律，把推理归结为规范的简单步骤，而这就是数理逻辑产生的根本原因。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汪奠基在介绍罗素的类演算的时候，对于“属于”与“包含于”两个概念作了准确的区分，这是很重要的。
1937年，汪奠基又出版了《现代逻辑》一书，参考英、美、德、法等国各派的逻辑理论，比较系统的介绍了现代逻辑命题演算、谓词演算、公理论和演绎模型等内容。
汪奠基的上述两部著作，对我国早期数理逻辑的传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贺麟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在总结五十年来中国逻辑领域里的成果时，称汪奠基是国内对数理逻辑“有相当深的研究，且有新的贡献”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我国当代数理逻辑学家莫绍揆说，他青年时代开始接触数理逻辑时，就读过汪奠基的数理逻辑著作。
二
20世纪50～70年代，汪奠基先后出版了《老子朴素辩证的逻辑思想 —— 无名论》《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辑）和《中国逻辑思想史》三部中国逻辑思想史著作，发表了有关论文10余篇。他是20世纪后半叶对中国逻辑思想史最有贡献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
汪奠基是怎样转入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的呢？
在我国，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始于20世纪初。上半叶虽然出版了几部中国逻辑思想史的著作，如胡适的《先秦名学史》（1922年英文版）、郭湛波的《先秦辩学史》（1932年）、虞愚的《中国名学》（1937年）等，但他们的视野都局限在先秦。1949年以后，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1956年，国家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时就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工作。当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委托汪奠基负责其事。汪奠基曾赴南京、上海、武汉等地访求人才，后因反右斗争在各地风起云涌，刚刚制定的科学发展规划也就泡汤了。面对国内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现状，汪奠基决定自己来“啃”这块“硬骨头”。他雄心勃勃，下决心把中国历史上的典籍全部翻检一遍，审视一遭，用第一手材料写出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逻辑思想通史来。经过反复思考，他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分三步走的研究和写作计划。
第一步，全面系统地翻检中国历史上的典籍，搜集逻辑思想史料，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这些史料，编辑《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一书。全书拟编四辑：先秦史料分析两辑，秦汉至隋唐史料分析一辑，宋以后至“五四”时代史料一辑。第一辑包括从邓析到惠施、公孙龙的名辩思想史料分析及墨辩的逻辑科学史料分析，于1961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了。第二辑包括儒家的正名论史料、道家的无名论史料和法家的形名法术论史料分析。据汪奠基说，书稿于1964年交给了中华书局，有600多页，因为文化大革命一直没有出版。后来经手的编辑去世了，稿子也找不到了。
第二步，撰写《中国逻辑思想简史》。这部《简史》包括绪论和正文四编。绪论从研究逻辑史的问题谈到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特点；第一编阐述先秦逻辑思想发生发展历史；第二编阐述秦汉迄魏晋六朝时代的逻辑思想；第三编阐述唐宋迄明清时代的逻辑思想（附因明学与西方逻辑的迻译）；第四编阐述“五四”前后五十年间逻辑思想运动。《简史》初稿于1960年完成，立刻受到学术界的关注。1961年春，中国哲学会召集京津地区逻辑和哲学专家四十多人就《简史》初稿举行座谈会。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简史》初稿，认为“它是中国逻辑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对于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研究是个良好的开端。”一些专家还指出，汪奠基研究中国逻辑思想史的成果，可以说明我们的祖先在逻辑思想、思维形式方面都有过建树、创造和发展；可以说明形式逻辑反映的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共同规律，因此“具有重大的意义”。光明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以《探讨先代对逻辑思想的建树、创造和发展，哲学会座谈中国逻辑史问题》为题，详细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内容。专家们对《简史》初稿的肯定，给汪奠基很大的鼓舞。会后，他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对《简史》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经过漫长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79年才得以出版。关于出版情况，本文后面再谈。
第三步，在《简史》基础上写出一部内容更为详备的中国逻辑史。这第三步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开始了。1971年元月，根据宣传队的安排，汪奠基和学部的一批老先生结束了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劳动改造回到北京。当年汪奠基已经是年逾古稀，他一边参加学部北京留守处规定的学习会，一边抓紧时间撰写大部头的中国逻辑史著作，到1972年完成了“先秦两汉逻辑史”。这部文稿包括上下两编十六章，分讲先秦及两汉的逻辑理论对象史。我看到，汪奠基用哲学所标准的500格专用稿纸把文稿謄清，共计376页，用银线装成4册。
文革结束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各出版社也都争着找好的书稿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简史》。此时的汪奠基已进入耄耄之年，又重病在身，除了高兴之外，已经不能再做其它事情了。正如本书《后记》所说的：“这部稿子是我六十年代初写成的。……十多年过去了。近来，我的身体情况不仅不容许我对稿子做进一步修改、补充，连校对原稿也发生了困难。”遵汪先生嘱，我和周云之、钟肇鹏、陈克明几位先生分工校阅了清样，核对了引文，我又将全稿通阅了一遍，对个别地方的文字做了一些调整。《后记》是1979年6月写的。两个月后汪奠基去世，他的书是在他去世一个月后出版的，可惜作者没有看见。由出版社提议并征得作者同意，本书删去了《简史》中《“五四”前后五十年间的逻辑思想运动》一编，又把书名上“简”字去掉了。因此，该书以《中国逻辑思想史》之名问世。《中国逻辑思想史》是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里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它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作者提出了对中国逻辑史的对象的认识。汪奠基指出，中国逻辑思想史是“研究所有留在旧中国哲学和一切科学思想范围内的有关形式逻辑及辩证思维方面的思维形式法则及其理论认识发生、发展的历史，包括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当年，中国逻辑史研究还属于初创时期，汪奠基“为了尽量吸取历史上的逻辑遗产”而有意把中国逻辑史的“对象和范围放宽一些”是合理的，有意义的。
其二，该书的逻辑史料极为丰富，不仅包括两千多年来哲学文献和政治文章中逻辑思想资料，而且作者广泛搜集了文学和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地学、医学、农学等）中的逻辑思想史料。特别是书后附有《关于中国逻辑思想参考书目》，不仅书目详尽，而且作者对重要的参考书还提出阅读要点及取材方面的具体意见。这就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者们、特别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青年学者，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寻找逻辑思想史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当年就是刚开始研究中国逻辑史，所以，对此有深切的体会。
其三，作者从翔实的史料出发，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在今天学界看来也许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汪奠基的见解都是他根据史料独立研究的成果，对后来者很有启发意义。换句话说，后来人研究中国逻辑史，是不能不读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的。
《中国逻辑思想史》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全书32万多字，首印8万册，两年后又重印，并且被上海人民出版社评为优秀图书。
三
下面，我想谈谈对汪奠基先生治学的一些认识。
我1964年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念逻辑专业研究生，认识了汪先生。后来，我们一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一块在“五七干校”种菜。1976年恢复业务工作，我开始搞中国逻辑史，自然离不开向汪先生和沈有鼎先生请教。在1976～1979年3年间，我读了汪先生中国逻辑思想史方面的全部论著和手稿，收获颇多。汪先生去世后，我受汪夫人王桂馨女士的委托，撰写《汪奠基传略》，又有机会阅读汪先生的其他论著和资料，汪先生的子女和学生也向我提供了一些珍贵的回忆和他们对汪先生的认知资料，这使我对汪奠基有了更多的了解。
说到汪先生作学问，不能不引1940年他对四川大学毕业生求教治学方法时写下的一段话。他说：
“余以为学者必有求端致力之方，如举纲提目，振衣挈领，从而近思体念，寻绎入理，复引申触类，虚融蓄察，则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论语》谓谁能出不入户，何莫由斯道也。学者如错用心力，唐废光阴，终身难得一明瞭知识。古人以学思并论，若徒夸记诵，狂肆辞说，虽间有私义，焉知统类？所谓炫闻守曲，行一不该，绝非通学。读中应以涵养敬事为功夫，以持志率气为守恒，不迁为收摄因修显性，强立不反，是谓学之至也。”
汪先生认为，作学问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比如，要善于抓住主要问题、根本问题，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只有做到挈领举纲，才能衣振目张。如果抓不住主要问题，就会错用心力，浪费光阴，一生难有成就。作学问要“学思并论”，多思，深思，寻绎入里，触类旁通；而切忌死记硬背，张扬辞说，或固守一孔之见。上个世纪40年代，汪奠基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制定校训：“日思日睿，笃志笃行。”“日思日睿”就是让广大师生每天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做到博学通达，偕时而行。
汪先生自己作学问，一向重视科学的思维方法。尽管他研究的领域很广，但他一直把对科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研究放在突出位置，写出了多种有关逻辑和科学方法的著作。综观汪先生的治学经历，他经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比如，汪先生研究数理逻辑时，和传统逻辑相比较，既指出传统逻辑之不足，又阐发数理逻辑在传统逻辑基础上的新发展；他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时，和亚里士多德逻辑、印度因明作比较，梳理出三者的同和异，在比较中揭示中国古代逻辑的本质和特点。汪先生十分注意考察研究对象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中探求对象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历史的方法不仅体现在他撰写的《中国逻辑思想史》《形式逻辑发展简史》《归纳逻辑的历史发展》《数学发展史》《中国政治哲学思想史》等几部关于史的著作和讲稿中，而且贯穿在他撰写的其它著作之中。比如，他的《现代逻辑》一书就考察了逻辑的发展历史，进而揭示了现代逻辑诞生的必然性和光明前景。
汪先生指出，作学问的人必须热爱学问的事，“以涵养敬事为功夫，以持志率气为守恒”，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作学问中。他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管理和教学活动时就说过，治学者，不一定搞教学；但教学者，一是要治学。因为“在大学讲课是占着一个学术讲台，导引学生进学术宫殿。”汪先生在教学过程中，就勤于治学，精于治学，出版了多种著作。他调入科学院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文革”时期。无休止的清查运动，不断的交待汇报，占去了他绝大部分时间。他的身体又不好，心脏病时常发作，叫他苦不堪言。就在身心交瘁的这段时间里，他仍给自己规定了严格的工作时间表：
上午7∶30～11∶30
下午2∶00～ 6∶00
晚上7∶30～11∶30
每周只有星期日下午和晚上为休息时间。他说，只要是在家里，没有“革命群众”来干扰，他就要坚持按规定的时间表工作。有一次他感冒发烧，夫人劝他休息，他说：“只要能吃饭，就要干工作。”1975年11月30日半夜，心脏病又犯了，非常严重，整整4天4夜起不了床，等稍好，他又投入了超负荷的工作，就是为的早日完成大部头的《中国逻辑思想史》著作。
汪先生是位追求完美的学者。他不论是写书还是写论文，都不是写完就拿出去发表，而是要经过多次的修改。现在我手里保存着他的《先秦西汉逻辑史》稿本（4册），封面清清楚楚地写着“1972年抄定，1975年重订。”翻开稿本你会看到，1972年抄定的文稿，右起竖行每格一字本是工工整整，而后来不止一次地修改，改动很多，有些页已经改得面目全非了。如果要出版，他肯定还会重新謄清的。可是，这部书稿大概没有出版的机会了。汪先生也愿意倾听同行们对自己学术观点的评议。他的态度是，自己认为对的就坚持，不怕批评，不随波逐流；自己认为错的就改正，不怕否定自己，不固执己见，不搞一贯正确。1961年《中国逻辑思想简史》初稿写成，他把中国逻辑思想史的对象定义为：“研究有关形式逻辑及辩证思维法则的理论认识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在书稿座谈会上，有的学者建议他在定义中去掉辩证思维的内容。汪先生认为这个建议不妥，他没有改。后来他在一首诗中写到：“尚有名书降未得，穿言龙悖术难焚。”这两句诗是引《公孙龙•迹府篇》里的故事，说孔穿愿意作公孙龙的弟子，但请公孙龙去掉他的白马说。公孙龙回答说，我若去掉白马论，就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了。这是汪先生坚持己见的一例。另一例，是他的自我否定。1949年以后，他真心实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评自己过去的学术思想。他在一首诗中写到：“年年过去空空了，处处翻来句句非。”意思是说，每当整理旧稿，即有“句句非”之感。他批评自己早年出版的《逻辑与数学逻辑论》一书由于叙述欠清晰，没有从科学上明确传统逻辑和数学逻辑两者发生发展的基本关键，所以“不能对这一科学的认识作出合理的解决。”汪先生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学术品格，是每个作学问者都不可缺少的。
汪奠基先生作为一位教授和学者，一生都是在抽象思维的海洋中畅游；而他的业余生活，却是漫步在艺术世界里，飞翔在形象思维的天空中。他酷爱诗词、绘画、书法和篆刻，不但有很高的鉴赏力，而且有深厚的创作功底。他的丹青作品常常是集绘画、诗词、书法、篆刻于一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见过汪先生家有一方质地上等的红木墨盒，盒盖上精心雕刻了两条蛟龙，一条乘云飞腾，一条捣海翻江，刀法娴熟，玲珑剔透，造型生动，目、须、鳞、爪、云、雾、水、浪，处处精细逼真。盒盖上方刻着“适园山父作，1935年7月4日北平。”
总之，科学的与艺术的，抽象的与形象的，相会在汪奠基先生的身上，融会在他的心中，成就了一位有重要贡献的著名学者。